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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忘重慶“六五”大隧道慘案

發布時間:2019/5/30 15:52:53

難忘重慶“六五”大隧道慘案

■  胡平原
 
每年的6月5日,重慶市人民政府都要連續三次拉響警報,以悼念在“六五”大隧道慘案中死去的同胞,明示牢記歷史,勿忘國恥。
 
1941年6月5日,日本飛機轟炸重慶市的大隧道,死傷了很多很多人,所以,稱為重慶“六五”大隧道慘案。要知道慘案的詳細情況,就必須尋找目擊者和這場慘案的幸存者。
 
2015年4月20日,全國政協抗戰遺址保護與利用專題調研組來到這里調研。翻開日本飛機轟炸重慶的歷史,找到“六五”大隧道慘案的史料,那一幕幕尸橫遍野,尸體堆積如山的悲慘場景,無不使人悲淚即下……
 

《重慶文史資料》記載的“六五”慘案

被炸的蘇聯大使館’
 
 
▲重慶“六五”大隧道慘案現場
 
《重慶文史資料》第31輯上發表了當時重慶的《新民報》記者陳理源先生寫的回憶文章《重慶“六五”大隧道慘案采訪記》。這一篇文章較為詳細地介紹了慘案發生后,國民黨當局如何處理“六五“慘案的全部情況:
 
慘案發生后的第二天,國民政府的防空司令部立即發布公告:“宣稱死亡461人,重傷291人”。但是,當時經歷過的目擊者認為,大隧道的死傷人數遠遠不止這些,國民政府防空司令部欺騙老百姓,致使民怨沸騰,輿論嘩然。
 
就在第二天我們《新民報》派我親臨現場,我親眼看到尸骸累累并向附近居民了解情況后,深深感到防空司令部難免沒有“以多報少”的行為。于是我回到報社后便與《新民報》主持人陳銘德先生等談及此事。陳銘德在當時是“民意機關”重慶市臨時參議會的駐會委員之一,恰好該會根據各方面情況的反映,決定舉行駐會委員會議,討論這一慘案的有關問題,出席者有議長康心如,駐會委員陳銘德、溫少鶴、寧芷邨、漆中權、王鳴崗等。會議由康心如主持。
 
這次會議經過討論提出四點要求。一是:肇事之原因及其真實情況,請市政府迅予查明,報告本會;二是:肇事責任究竟誰屬,應請政府嚴加懲辦;三是:請市政府嚴加注意,勿使今后再有此類事件發生;四是:善后辦法及死傷者撫恤,請政府從優辦理。
 
與此同時,當時一貫以關懷人民禍福為己任的———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辦的《新華日報》及時在6月7日進行了專題報道,并用大字標題謂:《前晚空前慘劇,各方極為重視,市參會請懲辦肇事者》。但是,當時皖南事變的余波尚存,國民黨當局對《新華日報》仍壓迫、摧殘不已,禁止它對此案發表評論。《新華日報》忍無可忍,用刊登“本報啟事”的方式,于8日向讀者作了揭露和控訴:“關于防空洞慘案,6日本報遵命不作評論,而7日各報對此都發表意見,本報即撰寫時評一則,又奉命免登。特向讀者致歉!”
 
被當局控制較松的《新民報》,在陳銘德與總主筆羅承烈等的商議后,由羅承烈執筆撰寫社評發表,要求當局“查明真相,讓民眾不受蒙蔽,使死者得以瞑目。”
 

《新華日報》報道的“六五”大隧道慘案

在1941年6月10日的《新華日報》第一版上,有一篇記者華崗的報道《日本飛機轟炸重慶大隧道》,文章全文如下:
 
本報訊1941年6月5日18時18分,日本飛機24架分三批經湖北宜都、松滋等地突然夜襲重慶。在重慶市區上清寺、中三路、兩路口、大田灣、黃家埡口、觀音巖、神仙洞、七星崗、通遠門、巴縣中學、南岸彈子石、玄壇廟以及江北等地投下爆炸彈82枚、燃燒彈13枚,直到晚上23時27分才解除警報,日機空襲長達5個小時零9分鐘。
 
日本侵略者的飛機輪番轟炸重慶市,看那架勢大有要把重慶炸為平地的樣子。當時由于正是傍晚,進城的人和不屬于在該洞躲避的人,在發布緊急警報后急不暇擇。于是就近躲避,該洞管理人員也沒有檢查核對憑證,盡量收容,致使四通八達的校場口一帶大隧道人數大量超過規定數量。
 
恰好這時該段大隧道的通風和發電設備雖已裝備完工,但是因國民黨防空司令部尚未辦理驗收手續,故發電機和通風機都沒有開動。半小時之后,洞內呼吸困難,發生騷亂,油燈先后熄滅,人們大呼小叫,婦孺哭泣。這時日本飛機一批、二批、三批先后在空中盤旋,防護團奉命不準人們在緊急警報沒有解除之前出洞。
 
這時洞內的人想出來換換氣,拼命往外擠,而洞口的人為了躲避轟炸又拼命的往洞內鉆,軍警吹口哨、奏號也不頂用。人們擁擠中紛紛跌倒,互相踩踏,加之空氣缺乏,呼吸困難。因為當時沒有及時對市民進行有序的疏散,造成大量市民擁向公共防空洞(也就是十八梯大隧道)。正由于管理隧道的憲兵及防護人員緊鎖柵門,不準隧道內的市民在敵機空襲期間出入隧道,因此,在隧道內長達10個小時的高溫和嚴重缺氧的情況下,躲避空襲的民眾因通風不暢被活活悶死,造成駭人聽聞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慘案。
 
這就是震驚中外的重慶“六五”大隧道慘案的情形。從這一篇報道中我們不難看出:(一)日本飛機轟炸重慶的狼子野心;(二)當時國民政府防空司令部的管理不善;(三)慌亂的群眾沒有組織人員做疏導工作。正因為如此,造成擁擠、踩踏、窒息大慘案。
 

國民政府對防空負責人的處理

重慶“六五”慘案,給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失和傷害,那么國民政府對防空負責人是怎樣處理的呢?《新民報》記者陳理源的文章介紹說:
 
國民黨最高當局為平息民憤,命令將防空司令劉峙、副司令胡伯翰、重慶市市長吳國楨等“革職留任”,責成他們“一面趕辦救濟撫恤事宜,一面迅即改善防護設備。戴罪立功,以觀后效”。并下令組織特種審查委員會,對死傷人數及原因進行審查,另外成立防空洞工程技術改進委員會、防空洞管理委員會,以改進防空洞設施及管理工作。
 
審查委員會的成員為: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、國民黨參政會主席團成員張伯苓、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康心如、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張厲生、行政院代理秘書長蔣廷黻、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、監察院秘書長程滄波等七人,以吳鐵城、張伯苓、康心如等三人為主席團。防空洞工程技術改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為陳立夫,副主任委員翁文灝、委員曾養甫、徐恩曾、顧毓輪、吳華甫、謝元模、孫越崎、章天鐸、蔡邦霖等八人。防空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為谷正綱,委員有劉峙、陳訪先、賀國光、吳國楨、胡伯翰、唐毅、龐京周、梅貽林等八人。
 
“六五”大隧道慘案審查委員會以將近20天的時間,組織專家到出事隧道勘測,向運送尸體的駁船公會及船戶,掩埋尸體的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所屬撫濟組掩埋股……等有關單位調查后,于7月3日公布《審查報告》謂:“本案死亡人數,本會認定以992人為最準確數(其中有兒童151人),本案因重傷送入各醫院者計151人。”由此可見,防空司令部前所公布的死亡人數,比審查委員會所查明的數字少得多。
 
經查明造成慘案的主要原因,審查報告指出:“第一為事前的隧道工程設計與設備不良,其次為平時與臨時管理無方。防空工程之主管與防護最高負責機關,平時及臨時之配套指揮,不能辭其咎。”據此,蔣介石就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,免去劉峙所兼防空司令職務,另派重慶警備司令賀國光兼任防空司令;對重慶防空司令部工程處副處長謝元模,則給以“玩忽職務,著即撤職”的處分。所謂“懲辦肇事負責者”敷衍了事,不過如此而已!
 

各說不一的死亡人數

重慶“六五”慘案發生后,為了不擴大影響,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封鎖,當時輿論界和民間傳言,關于重慶“六五”慘案中的死亡人數,各說不一。當時一段時間內先后披露于報端的即有“死亡近萬人”、“死亡近千人”、“死亡萬余人”等說法,社會傳言各說不一。
 
1941年6月6日,慘案發生后的第二天,國民政府的防空司令部立即發布公告:“宣稱死亡461人,重傷291人”。
 
當時重慶國民黨的《中央日報》披露的死亡人數和防空司令部公布的死亡人數基本相符。
中共中央南方局的《新華日報》等報刊,在1941年6月26日披露的是:死亡人數992人,其中兒童151人,重傷送入醫院者151人,輕傷者不計其數。
 
據1941年6月29日的《商務日報》和《新蜀報》報道,死傷人數為2500人。
 
據1941年6月30日的《群眾周刊》、《解放日報》、《光明日報》等報道,死傷人數也是2500人。
 
而真正死傷多少人呢?最近,據人民網報道:西南大學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中心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侵華日軍無差別轟炸史料整理與研究”課題組公布了首批死亡人數為635名,(文章標明是首批,說明還有二批、三批、四批等)同時公布了重慶“六五”大隧道窒息慘案遇難者名單,詳細記錄了遇難者的姓名、籍貫和住址等。除少數遇難者年齡不可考查外,公布的名單中以年輕人居多,近40%的遇難者不到20歲,共246人。其中,有119名遇難者年齡在10歲以下。更讓人痛心的是24名遇難者僅1歲,18名遇難者才2歲。究竟死亡傷殘多少人當時根本無法統計,至今仍在研究之中。
 
1941年6月30日,《國民公報》的記者周本淵是這樣報道的:
 
本報訊6月5日9時許,日本飛機轟炸重慶大隧道,市中區居民因無思想準備,聽到警報拉響后慌慌張張,又沒有單位組織及時疏散群眾。于是,群眾如潮水般地擁向公共防空大隧道中,洞內避難人數比往常增加了幾倍,達到萬余人,洞內火爆擁擠。管理隧道口的憲兵及防護人員視避難群眾如囚徒,緊鎖柵門,不準隧道內的市民在空襲期間出入隧道。
 
在長達10小時的高溫和嚴重缺氧的情況下,除身處3個洞口較近的近百人得以出洞幸免于難外,其余近萬名避難人員因窒息而死。大部分死者因窒息、擠壓,踩踏、衣服被撕爛,皮膚變成藍黑色,面目全非,慘不忍睹。造成了駭人聽聞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慘案。隧道內避難的市民死亡9992人,兒童為1151人,重傷者1510人,輕傷者不計其數。
 
在這場大慘案中的幸存者———幾位重慶百歲老人都說:“反正死了很多很多的人,朝天門碼頭到處都是死尸……”
 

一位災難幸存者的描述

重慶“六五”慘案中受輕傷者,不計其數。因為他們一出隧道忙于逃命回家,難免踩傷和擠傷,數量簡直無法統計。
 
慘案發生后第九天(即6月14日),《新民報》收到一封慘案幸存者的來信,報社工作人員看后,由《新民報》的編輯張友鸞加上標題,在《新民報》上刊登,如實反映了部分受難者的遭遇:
 
一個受難未死者的來信
 
6月5日6點鐘,警報發出時,我在校場口,隨身帶有法幣4000余元,天成美(商店)賬簿四本,進十八梯觀音巖防空洞避難。緊急警報拉響后,駐守之憲兵及防護團員將隧道大門鎖上。
 
第一批敵機投彈后,就覺得心中發慌,心臟好像往下墜,如患急病,很想喝水。即向外走去,但覺有人拉住,不能舉步,而仍立在原地。又過了一小時,心中更為發難、難過。忽然有人呼喊救命,第一句聲音很高,第二句即轉低又細,然后寂然無聲。黑暗中總覺得有人在亂咬自己的手,而手多處受傷。洞內的人都擠臥在地下,好像昏昏沉沉睡下了。時而雙目流眼淚,口流清口水,時而心境清涼,唯恐已死,暫失知覺。
 
等到警報解除后,經過拉尸隊的人把我從石灰市洞口拉出,我還是毫無所知。后來忽然覺得一線光明,才知道自己還活著,同事聶先生、余先生也還活著。于是我們就到附近炭鋪內去休息,等待到天明時慢慢回家。但法幣與賬簿已丟失,目前精神不佳,腹內隱痛。聶先生與余先生人雖未死,但身體浮腫,皮膚發綠,生死難料,刻已下鄉調養也……
 
從這一封信不難看出受難民眾,因缺乏氧氣而遭受窒息的煎熬、在死亡線上痛苦掙扎的慘狀。
其實抗戰期間重慶發生的大隧道慘案不止這一起,我們從史料上看見:1939年6月11日和1940年8月12日均已死傷了很多的平民百姓。但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封鎖,對人民和新聞界的呼吁充耳不聞,致使造成重慶“六五”大隧道慘案這一場空前災難。
 

死難者尸體的處理

大慘案發生后對死者的尸體處理說法很多,當時曾有人發表文章說,“有的尸體被拋入長江中沖走”;“有的尸體被窖于市中區邊沿的朝天門下沙灘內掩埋”;“有的說堆在朝天門沙灘上發爛發臭”。而真正事實究竟是怎么樣的呢?
 
慘案發生后,《新民報》的記者陳理源先生受報社之托,前去采訪大隧道慘案尸體處理情況。陳先生在《重慶文史資料》發表文章介紹說,他親自到放置集結待運尸體的朝天門港口碼頭采訪。親眼看到那凄涼悲慘的場景,不禁潸然淚下,激起人們對日本侵略者的切齒痛恨。
 
關于將尸體拋入長江中和窖于在沙嘴的情況,陳理源先生說既沒有目睹也沒有耳聞。陳先生采訪了解到一部分尸體由死者家屬自行擇地安葬,其余的全部尸體因家屬無力擇地或家在外區者,由重慶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運往長江北岸,地名叫黑石子的丘陵之間全部掩埋。
 
我們可想而知,當時的重慶人民被日本飛機轟炸后,親人已死,房屋毀壞,生活十分艱苦。當時為平民憤蔣介石與參議員一起前往肇事處視察,看望并慰問了死者家屬。“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”對隧道死難家屬中的鰥寡孤獨、無人撫養者發放了賑金。老弱殘廢每人300元,失學幼孤每人200元,到9月7日止,重慶市共發放賑金11萬元。
 

“六五”慘案后的重慶

▲被炸的重慶天主堂
 
重慶人民經過“六五”大隧道慘案后,冒著日本飛機轟炸的威脅搶修大隧道。隧道從地面深挖地底10米左右的巖層,然后平伸約2公里(可以通往兩路口隧道口)。中途又分成三個叉道口,隧道高寬約2米多,正常容量為4384人,擁擠時可達到6555人。洞內設置有通風器和發電機、電燈、油燈、石凳、木凳等,是專供市民躲避空襲所用的大隧道。
 
這一段大隧道的進出口有三處:磁器口街(原名演武廳)、石灰市、十八梯,此三點成鼎足之勢。磁器口和石灰市兩處,都是平地挖下去的,洞口皆用條石砌成同一形狀的堅固掩體,為防日機轟炸,掩體外表涂成黑色。
 
重慶“六五”大隧道慘案,強烈激發了重慶人民抗戰的激情。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,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,遵循黨中央“發展進步勢力,爭取中間勢力,孤立頑固勢力”的策略總方針,堅持國共合作,抗戰到底。重慶青年紛紛奔赴抗日前線,先后組成川渝大軍奔赴抗戰最前線英勇殺敵;重慶的救國會、青年聯合會、抗日文藝習作會、學生會、婦聯會等紛紛捐錢捐物,買飛機、買大炮全力支持抗戰。
 
重慶的抗戰文化產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,為傳承和發展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。在艱難困苦的抗戰時期,重慶進步文藝界創作演出了《戲劇春秋》和《愁城記》(夏衍)、《北京人》(曹禺)、《清明前后》(茅盾)、《風雪夜歸人》(吳祖光)、《結婚進行曲》(陳白塵)等一批有藝術水平、歷史深度的大劇,在四屆霧都公演中,創作演出的進步話劇就達242臺,這一現象被話劇史家們稱為中國話劇史上的黃金時代。
 
重慶的抗日報刊《解放日報》、《新華日報》、《群眾》周刊、《光明日報》、《商務日報》、《新民報》、《文種》、《詩報》及文藝隊伍、電臺廣泛宣傳抗日,激發人們的抗日熱情。重慶人民團結一致,共同抗日!
 
1987年7月6日,中共重慶市委為紀念七七事變50周年,“日本侵略者轟炸重慶紀事碑”落成儀式在“重慶大轟炸慘案遺址”舉行,并將這里列為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,讓人們千秋萬代勿忘國恥,牢記歷史!
 
編/楊夢逸 核/朱琳 審/楊超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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